雪珥的《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出版了，其顺利程度超出雪珥本人的预料。中国政商关系史和晚清大改革是雪珥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而该书可以说是这两个领域的交汇点。时值改革攻坚和重拳反腐之秋，该书的出版恰好呼应了这样的大气候，这或许是它能够快速与读者见面的原因吧?政商关系在中国如何就会沦为“危险关系”?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作者本人的解释吧。

雪珥：现代之前的中国,其政商关系演变，大约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这一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政商力量比较平衡，“资本”在“权力”面前比较平等。这并非因为权力主动放松了对资本的压榨，而是权力对此心有余力不足：作为大一统象征的周王室，政令出不了王畿，有其名而无其实;诸侯列国，包括其中的强国，毕竟其权力的边界相对狭小，对于流动的资本与商人无力掌控，在诸侯的竞争之中，资本更具有了用脚投票的选择权;何况，无论是争霸，还是自保，诸侯都离不开商人的协作，竞相招商引资。纵观整个春秋战国的千年，但凡强盛一时的诸侯国，几乎无一不依靠振兴工商业：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等，所谓“春秋五霸”，无一不是重视工商业而成就大业者。国力的强弱，已经与工商挂钩：“市者，百化之威，用之量也。中国能则利市者强，小国能则利市者安，诸侯财物至则小国富，小国富则中国强。”(战国《市法》)管仲更明确指出，商人的实力与国家的实力成正比：“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管子·忧嶂·住罚》)

在公权力碎片化的春秋战国时代，资本与商人的力量，终于有了可以施展的空间，各国商人参与政治尤其是外交。《史记》说的“素封”，指的就是这一时期杰出商人拥有超强政治影响力：“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孔子的富豪学生子贡，则是典型：“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时势造英雄，商人的地位在春秋战国达到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巅峰。管仲对此有“二君二王”的形象说法，商人的影响力堪比第二“君王”。

第二阶段，秦汉-唐。从春秋时齐国的管仲变法，到秦国的商鞅变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上的“国进民退”，“权力”加大了对“资本”的控制。在商鞅变法中，开始为商人编列“市籍”，作为二等国民，类似的做法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而成为全国的标准版本，成为“千年犹行秦王政”的主要内容。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对商人的贬抑成为国家法律，商人不得拥有不动产，不得当官，甚至不得“衣丝乘车”，因此晁错有“今法律贱商人”的说法。这样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了唐朝。当然，在执行的层面，历朝都有时紧时松，但“法律贱商人”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这一阶段，“士农工商”的“四民”是有等级秩序的，“商”至少在法律上处于末等。政商关系则主要表现为“资本”成为“权力”的仆人，甚至奴隶，“始乱终弃”的现象十分普遍，予取予夺，政策弹性很大，权力对资源配置十分任性。

第三阶段，宋之后。宋代开始推行全面科举，这导致了执政基础的极大扩大，随之而来的首先是在法律层面上废除了对商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各种禁令，商人终于可以享受国民待遇。自此，“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原则开始得到提倡。到了明朝，在王阳明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士商合流”成为主流趋势。到了清末的政改阶段，甚至出现了强烈的“以商代士”的趋势，商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空前高企。在政商关系上，“资本”也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并通过对各种教育资源的投入，在“权力”的源头对预备官员下功夫，俨然有了政商全面结合的态势。

自帝制终结至今，中国的现当代史中，政商关系似乎又重新地、快速地“重播”了一遍前数千年的这三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