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适野

冰封的北京国贸，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撰文 | 傅适野

编辑 | 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春节期间上映的电影《流浪地球》以及原著作者刘慈欣引发的种种争议。

2月5日，备受瞩目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上映。电影根据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讲述太阳即将毁灭之时，人类在地球表面建造出巨大的推进器，开启了带着地球在宇宙流浪寻找新家园的旅程。电影的改编采用了原著中“流浪地球”这个核心概念，在文戏方面进行了再次创作。小说的开始，人类的逃离方式一直存在争议，人们分为飞船派和地球派。主张制造宇宙飞船的飞船派最终因为无法造出能够维持生命循环系统的飞船而以失败告终，地球派最终赢得胜利。地球就此起航。地球在发动机的推动下，围绕太阳的公转轨道越来越扁，最终达到逃逸速度，开始了漫长的流浪时代。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叛变，太阳并不会爆发的消息如野火般蔓延，流浪地球的公民认为让地球流浪是联合政府的一个阴谋，因此地球驾驶台的五千人被判处死刑，叛军得逞。而在这些人被处死后，太阳氦闪爆发了。电影选择以空间站和地球双线并行的方式讲述故事，并且塑造了一对无法和解的父子。吴京饰演的刘培强是空间站的领航员，他的儿子刘启是生活在地球地下城的一位叛逆少年，带着姥爷韩子昂领养的妹妹韩朵朵到地面上流浪，并无意间卷入了地球救援行动。最后，刘培强在空间站凭一己之力，以董存瑞炸碉堡之势，牺牲自己，点燃木星，与此同时，地球上的众人齐心协力，拯救了地球。刘培强的牺牲造成了父子的诀别，也达成了父子的隔空和解。

电影甫一上映，便引发了观众的激烈讨论。讨论从电影的剧情、技术和它在国内和国际电影工业中的位置，迅速蔓延到对于刘慈欣作品中体现的观念，甚至是他多年前在成都一次活动上的“吃人”理论。在豆瓣、微博等社交媒体，这样的讨论已经演变为一场党同伐异的饭圈撕逼。而另一方面，这部有着中国人拯救世界叙事的电影也被打上了深切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烙印。至此，《流浪地球》已经成为一个漂浮的能指，被各方注入不同的释义和解读。

知名科幻评论人“三无传奇页游”在发表于豆瓣的影评《中国科幻电影有了希望，是因为它在为你开路》中，对电影《流浪地球》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部电影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科幻电影和中国科幻的视觉时代已经开启。在三无传奇页游看来，这部电影实现了精准的类型控制，并且达到了行业的顶级水准。从电影工业的角度来看，科幻电影的复杂程度首屈一指，而在科幻电影中最复杂的，是涉及大量视觉设计和动作镜头并且让环境和角色发生复杂互动的灾难电影。放眼世界，要站上科幻影视的战场，和国际最高水平同台竞技，就要开创灾难题材的市场，并攻克这个制高点。

三无传奇页游认为，中国必须瞄准行业顶端，创造前所未有的体验，才有可能启动中国科幻影视市场。而科幻大体量类型电影，不只是战场上的制高点，也是开创科幻商业市场的唯一突破口。在他看来，在1990年代好莱坞大片逻辑启动之前，是《星战》《星际迷航》确立了宇宙叙事，是《终结者》《异形》《全面回忆》让观众知道科幻动作戏的精彩，是《第三类接触》建立了日常体验和人类精神之间的可信桥梁。虽然这些电影更商业、更俗套、缺乏“艺术独特性”，但从一个更实用和更功利的角度来看，正是以这些电影为蓝本，后来的好莱坞甚至全世界才出现了大量的仿制品。因此《流浪地球》虽然有诸多不足，但起码开了一个好头。在这个过程中，问题的显现、对影片的讨论和反思，将会提高整个中国科幻行业的从业标准。而只有强大的竞赛和案例，才能让行业真正行动起来。

在发表于“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中国电影的“科幻元年”是如何开启的？》一文中，作者杨宸认为，一方面“科幻元年”确实是个商业噱头。在此之前，中国的科幻电影早就已经存在。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霹雳贝贝》《大气层消失》到2008年的《长江七号》，这些都是科幻电影，但走的都是《疯狂的外星人》路线，即将宏大疯狂的宇宙想象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通过轻微的现实形变制造惊喜和笑果。这种电影属于小成本概念电影，而非高成本大制作的奇观科幻电影。而这两种类型，也是科幻小说在转化为科幻电影时的两个路径：成本不高，以科幻点子为核心支撑来展现某种轻微的“惊奇”或“惊悚”；以及成本巨大，以建造庞大的科幻世界、生产能带来巨量震惊体验的“奇观”为己任的电影。此前中国的科幻电影，大部分都在第一种类型里打转，而《流浪地球》则向第二种类型发起了冲击。

《流浪地球》上映之后，，不仅引发了关于电影工业和影视奇观的讨论，也引发了对于电影和刘慈欣原著之间关系的热议。电影的改编究竟是对原著的遵从，还是一种“阉割”呢？在宋金波发表于公众号“沸腾”的评论《虽好，但“降维打击”了原著的价值观》中，他指出改编之后的《流浪地球》在其内核上其实是“反刘慈欣”的。在原著中，角色的种族、国家属性被淡化。原著中，主人公娶了一位日本妻子，而最后，由于不信任联合政府而产生的叛军，以及被处死的五千名地球派，都直指人性的弱点，也是对人性之恶的无情拷问。由此可见，原著是在努力做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尺度上进行叙事。而在电影中，叙事的视角和情感被拉回到“国族荣辱”的层面，通过黑化其他国家小分队的形象来反衬主角的英雄主义。在宋金波看来，这不仅是原著中没有的，甚至根本是原著所回避和反对的。

在发表于公众号“雅理读书”的文章《电影，真的“阉割”了大刘原著吗？》中，作者苏心表达了与宋金波相反的看法。在苏心看来，电影之所以收获了如潮的好评，对观众产生了极强的感召力，是因为电影的改编保留了刘慈欣创作的核心和基本特点——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小说中，一个强有力的集权“联合政府”让长达两千五百年、跨越一百代人的“流浪地球”计划得以实施，而联合政府的宗旨恰恰是保证作为整体的人类种族的延续，也即“目的优先”。与好莱坞灾难片和英雄片热衷于凸显角色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取舍时的伦理挣扎不同，“目的优先”是集体主义指引下的大工业运转，拯救地球的行动并非由孤胆英雄领导，而是依靠心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人民群众。影片最后点燃木星的壮举也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